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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含義范文1

關鍵詞　中華武術精神　文化意涵　人生修悟

1 中華武術精神的內涵

其一，剛健有為。它所包含的崇德利用、和與中、天人協調的思想，分別解決了人自身、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而剛健有為的思想則是處理各種關系的總原則。剛健有為的思想源于孔子，到戰國時期的 《周易大傳》已見成熟。剛毅和有為是不可分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剛毅，又要有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

其二，持之以恒。武術名言中有“冬練三九，夏練三伏；要練功，莫放松；要練武，別怕苦”之類。莫天全創辦搜房網的最大體悟就是“從商和習武，似乎有著巨大的相同之處，那就是貴在堅持。”李小龍說“想超乎常人，惟有隨時準備把最艱苦、最乏味的訓練當成最大的樂趣，越是樂意接受此等折磨，則其成功的概率愈大”。此謂一項技術多樣苦練，持之以恒殺手锏成。

其三，靜心。練武是思考，是自我反省，以武入哲。中國人講究從世間萬物尋找真理，無一不是。所謂“武者要戰勝心魔，朝著自己的坦蕩大道而去。”習武須靜心，由此可見一斑。習武的過程是體悟的過程，是思考的過程，是反省之后的升華。常見小說中描述，某某高人閉關修煉多少年，有朝一日橫空出世，打敗天下無敵手。唯有如此靜心修煉，方能自成一家，習得境界。此外，“心正則拳正，心邪則拳邪？”“習武千條戒，最戒嫉妒心”“拳禪如下，力愛不二，主守從攻，戒除殺念？”等名言也說明了靜心對于習武之人的重要性；

其四，涉世仁愛。儒家文化最重要的思想觀念和倫理道德核心是其“仁愛”觀念，同時這也是中國武術倫理思想的核心，即武德的重要組成部分。何謂“武德”？在處理武人之間、武術流派之間、武人與其他人之間、武術界與其他社會各界之間等諸方面的關系時，所要遵守的社會行為規范的總和。武德在孔子以“仁”為核心的倫理體系指導下，在孟子的善、信、美、大、圣等道德觀影響下，在民族精神滋潤的培養下，不斷充實和完善，且帶有鮮明的儒家仁學色彩。

2 武術精神——中國文化傳統的表征之一

中華武術是從我國傳統文化中孕育出來的一種民族體育文化形式，它根植于中國特有的歷史和文化心理的土壤。中華武術所承載的武術精神是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表征。由前文的敘述可以知道，它除了具有一般的文化特點之外,更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內涵。一方面,它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反映出了我們的歷史脈絡和民族心理特點；另一方面,它作為一種體育運動形式有著巨大的生命哲學意義，在其中充分融合了儒道釋諸家的精神品質。

有關武術史的研究已經充分表明，武術雖然并非是中國社會的特有產物，但自其發生之初，中國武術即充分的表現了農耕文明的特質，表征著中國的文明發展歷程。石器時代的北京人就已經制造和使用粗制石器及棍棒狩獵，逐步獲得了使用武器和格斗搏殺的技能，這可以作為武術格斗的萌芽；在后來的部落之間的戰爭實踐中產生了徒手搏斗技能、武器搏斗技能及空手奪刀技能等；春秋時期，我國即已經出現了以舞蹈的形式來鍛煉筋骨，以活動關節、調節氣息而去除疾病；到了周秦時代，就又有了角力、手搏、擊劍、 刺槍等比較先進的武術技能；之后的諸朝代，由于戰事攻伐，基于各種形勢，皆對武術的技能和形式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且自科舉以來，一些朝代還設立了武舉科考，對于武術的傳播和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直到近代中國武術的體系形成，也充分延續了既有的武術脈絡，但是一些武術內容也日益被遺忘。現代武術體系更多的發展為集競爭、健身、娛樂和藝術觀賞等為一體的綜合運動形式。更多的傳承了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凝練的武術精神，許多的形式被不斷地更新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和社會的變化。因此，也不可避免地融匯各個時期不同的時代文化內涵。不過總體上來說，現代武術主要傳承的武術精神，可以表述為“性命雙修、心身并育”的整體優化理論，即把人與環境視為不斷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統一體，并把人體功能的強化和優化看作是一個精神同物質緊密聯系的統一活動體。總之，從歷史角度來看，淵源悠久的中華武術即傳承了我國悠久的傳統文化，也體現和影響著包括哲學、兵學、宗教等諸多方面的發展。

我們知道，武術萌生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其發展與演變過程亦帶著顯著的傳統文化烙印。一般認為儒道釋家的哲學思想構成了中華武術精神的基礎，這充分體現于武術精神中所體現的人與自然和諧、無為、虛靜，并注重調心、調身和調息，主張明心見性等方面。而中國武術中所提出的靜、忍、恒、悟等，更是充分地表現了中國武術精神的傳統文化載體的特質。

3 武術、文化與人生

在浮躁的社會我們需要的是寧靜與專注之下的進取。而精進，是武術不變的追求。習武之人要充分發揚刻苦奮進的精神。“外練筋骨皮，內練一口氣”便是這種精神形象的說明。無論什么功夫，要想練成，必須狠下一番苦功。冬煉三九，夏練三伏。要抱定精益求精的精神。武術更講究所謂“高平低下”。真正的高手往往閉門修練，待到功成之日，往往已是霜染雙鬢。練武之人偷懶一日，功夫便荒廢一日。“日新”的觀念在歷史實踐中為人們所普遍接受，《禮記·大學》稱贊“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體現了積極進取的革新精神。

計劃經濟含義范文2

關鍵字：電渣爐；大氣污染；含氟煙氣；凈化；治理

一、電渣爐對環境的污染

電渣爐是生產高質量合金鋼的重要冶煉設備之一,它能夠提高金屬的純凈度,改善和提高金屬的綜合性能；但在電渣爐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大量含氟煙氣也給大氣環境帶來了嚴重的污染。采用CaF2/Al2O3 渣系重熔冶煉的電渣爐，爐口氟化物濃度可高達130mg/m3，煙塵濃度305mg/m3，遠遠大于國家氟化物最高允許濃度1mg/m3,粉塵10mg/m3的要求。

二、電渣爐污染的形成

電渣爐一般采用螢石、氧化鋁等礦物按比例混合、烘烤后，加入結晶器或化渣包內，依靠石墨電極加熱進行化渣操作。由于氧化鋁粉密度、粒度較小，塊狀螢石高溫烘烤后也部分碎裂成粉狀，在向結晶器或化渣包內加入時產生大量揚塵；并且隨著固態礦物的熔化，螢石、硅石等礦物中吸附的自由態和結晶態的水轉化成氣態逸出，進一步加劇了揚塵的產生。

電渣爐生產過程中多使用氟系熔渣進行重熔冶煉。螢石（CaF2）的高溫水解會產生大量的氣態氟化物。在飽和空氣中，CaF2 的水解起始溫度大致為820～840℃，而電渣爐熔渣溫度均在1400℃以上。長期接觸過量的無機氟化物，會引起以骨骼改變為主的全身性疾病。

三、電渣爐污染控制方法及工藝

電渣爐化渣及熔煉過程中產生的大量含氟煙氣，對大氣環境及操作人員人身安全將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必須嚴格進行控制和治理。目前，對于電渣爐含氟煙氣的凈化,一般有干法凈化和濕法凈化兩種方法，而濕法凈化又可分為酸法和堿法兩種。

3.1干法凈化

干法凈化通常采用堿性氧化物作吸附劑，利用其固體表面的物理或化學吸附作用，將煙氣中的HF、SiF4等污染物吸附在固體表面，而后利用除塵技術從煙氣中除去。

一般按吸附劑的不同，將干法凈化分為A1203法、CaO法和CaC03法等，其中A1203法應用廣泛。典型的干法除氟凈化工藝見右圖。

吸附劑從料倉通過輸送、加料設備進入反應器，在反應器中與含氟煙氣充分接觸吸附除氟，而后煙氣和吸附劑在氣固分離設備中分離，凈化后的煙氣排空；吸附劑一部分循環使用，一部分作為原料返回生產工藝中(如A1203法)或作為廢渣處理。

干法凈化工藝具有工藝簡單、操作方便、除氟效率高(可達98%)、不存在二次污染以及吸附劑重復使用等特點。

3.2酸法凈化

酸法凈化工藝是采用水做吸收劑，循環吸收煙氣中的HF和SiF4而生成氫氟酸和氟硅酸，待吸收液中含氟達到一定濃度后，將其排出加以回收利用。

一般酸法除氟工藝采用二級或三級串聯吸收工藝，吸收設備可選擇文氏管、填料塔、旋流板塔等；二級或三級串聯吸收工藝的除氟效率可分別達到95%和98%以上。三級吸收酸法除氟工藝見右圖。

含氟煙氣經三級吸收后排放，一級吸收液部分排出，用于回收氟化鹽產品或用石灰中和排放；吸收液逐級向前補充，在三級循環池中補人新水。該工藝吸收液中含氟濃度高，可用于生產Na3AlF6 , Na2SiF6 , NaF等多種氟鹽。

酸法凈化工藝具有除氟效率高、操作彈性大、吸收液和中和劑價廉易得，廢水經中和或回收氟鹽產品等處理對環境影響小等特點。但仍存在設備腐蝕、中和渣量大、存在廢渣的二次污染等問題。

3.3堿法凈化

堿法凈化是采用含堿性物質的吸收液吸收煙氣中氟化物的方法。常用的堿性物質有NaOH,Na2C03, CaO等。由于堿性物質對氟的吸收效率很高，一級吸收的除氟效率可達到90%以上；二級吸收的除氟效率將達到99%以上。二級吸收堿法除氟工藝見右圖。

含氟煙氣經二級吸收后排放，一級循環吸收液部分排出到中和澄清器，用堿性物質中和生成氟化物沉淀;中和澄清液返回循環使用，而泥漿排至廢渣庫或脫水后堆存。

堿法凈化工藝具有除氟效率高、工藝成熟、技術可靠等特點，但存在的結垢問題較難解決，設備運行維護費用較高。

四、結論

三種凈化方法都能有效地除去煙氣中的氟化物及固體顆粒，由于電渣爐熔煉煙氣溫度不算太高（約為100℃左右），考慮到設備投資及二次污染的問題，故干法更適合普遍應用于生產，其優點為：

1、干法凈化流程簡單，吸附劑為電渣爐配渣所需氧化鋁和氧化鈣，吸附后生成的載氟氧化鋁可以直接隨新鮮氧化鋁一起回到冶煉工序。

2、干法凈化工藝中無需供水供汽，也無含氟污水外排，避免了二次污染和設備腐蝕。

3、干法凈化系統的除氟效率較高，一般可達到95%以上。

4、可用于各種氣候條件，特別是在北方冬季也無需保溫防。

5、與濕法相比，干法無后處理設施，其基建費用和運行費用都較低。

參考文獻

[1] 王軍，趙鴻雁. 電渣爐除塵方法及工藝探討,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1年第6期，2001.44

[2] 蔡隆九. 氟污染及其治理方法,包鋼科技，2001年第1期，2001.56

計劃經濟含義范文3

關鍵詞 氣候變化；不確定性；厚尾分布；預防原則；模糊厭惡

中圖分類號 F2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11-0013-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03

斯特恩曾指出，傳統模型使用的邊際方法并不適用于分析氣候變化問題，因為未來的氣候路徑和氣候系統反饋都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同時傳統模型使用較高的市場貼現率低估了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損失[1]。但《斯特恩報告》所使用的模型依然依賴于傳統的瘦尾分布假設和模型設定，雖然報告得到的結果表明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可能要遠高于其他模型預測的結果，但這一結果嚴重依賴于主觀設定的低貼現率[2]。因此，斯特恩只是指出了問題，但并沒有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而且報告中人為設定低貼現率的方法也廣受批評[3]。

繼《斯特恩報告》之后，以哈佛大學的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最近提出，氣候變化具有高度的結構性不確定性，溫升分布應服從厚尾分布，而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模擬氣候變化所采用的傳統的成本收益方法（即聯合評估模型，以下簡稱模型）都是建立在瘦尾分布（如正態分布）的基礎上，因而大大低估了氣候災難發生的可能性及其嚴重程度。魏茨曼據此對傳統的建模思路提出了批評，提出需要根據厚尾分布修正氣候敏感系數、效用函數和損失函數；他在理論上提出了“悲觀定理”，將其擴展到具有一般性的災難經濟分析，深化了預防原則，并針對氣候變化提出了“氣候災難保險”和“恐懼因素”的概念。魏茨曼的一系列新觀點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爭論，并激發了一大批后續的研究。

1 氣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

1.1 結構性不確定性與厚尾分布的定義

就不確定性的程度而言，可以分為風險、不確定性。風險是指結果未知、但結果的概率分布已知的隨機性。而我們常說的不確定性指的是奈特式不確定性，即不僅結果未知，而且結果的概率分布也是未知的。而不確定性又分兩種：值不確定（value uncertainties）和結構性不確定（structural uncertainties）。值不確定來自于特定取值或結果決定過程中的不完全性，例如數據不準確或對象并不完全具備代表性等；而結構性不確定則來自對特定取值或結果控制過程的不完全理解。氣候敏感性的分布就是典型的結構性不確定性。

在概率論中，通常以峰度（kurtosis）來描述分布的尾部肥瘦情況。對隨機變量{Xt}，其分布的峰度為E[（Xt-μ）4] ，其中μ為均值。瘦尾分布的峰度很小甚至為零（如正態分布），而厚尾分布（fattailed distribution）的峰度則相對較大（如t分布、帕累托分布）。瘦尾分布的概率呈指數型下降，因而下降的很快；而厚尾分布的概率呈多項式下降，因而下降的更慢。以經濟學上最常用的帕累托分布為例，其概率密度函數為P=kX-（1+α），其中α是決定帕累托分布厚尾程度的參數，α越小，尾部越厚。典型的瘦尾分布常常會低估小概率事件所帶來的風險。而氣候變化導致的高溫升很可能就是典型的小概率事件。

1.2 氣候敏感性及其厚尾分布

平衡的氣候敏感性（Equilibrium Climate Sensitivity，ECS，以下簡稱氣候敏感性）用于衡量氣候系統對持續性輻射強迫的響應，其定義是CO2濃度加倍后出現的平衡的全球平均地表變暖[4]。對氣候敏感性的預測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5]。當前科學家對其概率分布的預測結果表明，氣候敏感性的分布是服從厚尾分布的。氣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兩個主要特征是：一是溫升幅度比瘦尾分布的要大，例如高于4.5 ℃，甚至高于10 ℃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二是高溫升的概率要比瘦尾分布的要大，接近或突破氣候臨界值點（tipping point）或氣候系統閾值的可能性比瘦尾分布要更高。

傳統的氣候經濟評估模型可能低估了氣候敏感性的范圍及其可能性。例如，IPCC總結了22項科學研究的結果，發現氣候敏感性最可能的值為3 ℃，有66%的可能性落在2 ℃-4.5 ℃之間，小于10%的可能性會低于1.5 ℃，而高于45 ℃的可能性在5%-17%之間[4]。而最近的一些科學研究表明，氣候敏感性存在厚尾分布。例如，Zickfeld等最近對14位氣候科學家的調查結果表明，多數專家認為高于45 ℃的可能性大于17%[6] 。Stainforth等發現氣候敏感性的幅度范圍要更大，從2 ℃-11 ℃，而且更偏向高溫升的厚尾部分；IPCC及其引用的文獻都很可能低估了氣候敏感性的范圍[7] 。Valdes也指出，目前IPCC所用的模式并不具備模擬氣候突變的能力[8]。

雖然當前科學家對氣候敏感性厚尾的程度意見不一，但是均認可其厚尾分布的屬性。這些厚尾分布的顯著特征是，高氣候敏感性（如4.5 ℃-10 ℃）的概率比瘦尾分布要高的多，而且無法排除非常高的氣候敏感性（如>10 ℃）和未來高溫室氣體濃度的情景（如>700 ppm）。而這種厚尾分布足以顛覆傳統經濟評估模型的結論，因為在氣候政策決策中，人類的風險厭惡和不確定厭惡（模糊厭惡）會起到重要的作用，人們會出于預防原則對高溫升（和氣候災難）這種小概率、大影響賦予更高的權重，從而使得厚尾事件主導整個決策結果。這就是氣候變化中“悲觀定理”的含義所在[9]。

1.3 氣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科學基礎

最新的科學證據表明，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溫室氣體濃度水平不僅是近80萬年來前所未有的，而且近期濃度上升的速度之快更是令人擔憂。最近一次溫升高于目前5 ℃-10 ℃，還要追溯到距今約34-55萬年前的始新世。雖然溫升每隔約10萬年會有一個波動周期，但以往波動的幅度相比工業革命后的升幅，顯得非常小[10]。

Hansen，Zeebe等和Pagani等科學家指出，目前的模型都只包括了氣候系統的“快反饋敏感性”，而氣候系統可能存在“慢反饋均衡”（即地球系統敏感性）[11-13]。事實上，溫室氣體的快速上升可能導致海洋底儲存的大量甲烷或者永久凍土區、沼澤地所封存的溫室氣體釋放到大氣中，從而引發更快的濃度和溫度上升。這種慢反饋均衡出現的概率很小且未知，或許需要數個世紀才會出現，但絕對不是零，它是導致氣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重要物理基礎。Hansen等指出傳統的氣候敏感性只包括了快反饋，結果表明溫室氣體濃度翻倍溫升只有3 ℃左右；但如果包括慢反饋，那么氣候敏感均衡可能會達到6 ℃；而且他們認為需要將目前的CO2濃度從385 ppm降到350 ppm，否則一旦超過425（±75）ppm，將可能引發不可逆的氣候災難[11]。Pagani等指出，包括非CO2溫室氣體、植被、灰塵/氣溶膠、冰蓋、海洋環流、海洋生產力、風化等反饋過程，針對上新世暖氣（5.3-2.6 MaBP）CO2加倍的地球系統敏感性達到

7 ℃-10 ℃[13] 。

氣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即高溫升，可能帶來加速的反饋并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氣候災難），而對這種小概率、大影響事件的考慮在人們的決策過程中起著非常大的作用。然而，傳統模型中卻并未考慮這種可能性。傳統聯合評估模型由于采用瘦尾分布，因此在估計未來可能的高溫室氣體濃度和高溫升情景時，顯著地低估了這種氣候災難的可能性以及損害程度（見表1）。Tol對13項基于瘦尾分布的聯合評估模型的調研表明，這些模型所使用的溫

升都在1 ℃-3 ℃之間，溫升造成的GDP損失均值在-48%-2.5%之間[14]。這些結果顯然與上述最新的科學證據相左。因此，Weitzman的一系列研究正是基于氣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以試圖糾正傳統模型的各種設定偏誤。

2 厚尾分布對傳統經濟評估模型的挑戰

2.1 傳統成本收益方法中對不確定性的處理

聯合評估模型對氣候變化的經濟評估一般包括五步：①對未來的溫室氣體（或二氧化碳等價CO2e）的照常排放情景以及各種可能的減排情景進行預測，得出未來的溫室氣體濃度；②由溫室氣體濃度變化得到未來全球或區域的平均溫升；③對溫升造成的GDP和消費損失進行估算；④對各種減緩溫室氣體的投資或成本進行估算；⑤根據對社會的效用和純時間偏好的假設，可以對當前減排帶來的消費水平的下降與由減排帶來的未來的消費增加進行貼現和比較[16]。

上述每一步都涉及大量的不確定性。例如，未來溫室氣體的排放情景和未來的氣候政策會如何？溫室氣體排放流量是如何通過碳循環轉化為濃度存量的？又是如何轉化為全球平均溫升的？又是如何分解為各個區域的溫升和氣候變化的？減緩和適應又是如何轉化為效用變化的？各區域的效用變化又是如何加成和貼現的？[9]

需要說明的是，氣候變化經濟評估的邏輯鏈條很長，而每一步都蘊藏著大量的不確定性，氣候敏感性只是諸多不確定性中的一個，但它又是決定性的一個；它對于模型中效用函數和損失函數的設定、以及風險厭惡和純時間偏好率等多種不確定性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15]。

2.2 悲觀定理

Weitzman根據氣候災難的厚尾分布，提出“悲觀定理”（Dismal Theorem）。這一定理證明，溫升的厚尾分布

將導致未來經濟增長率存在不確定性，當經濟增長率方差未知時，隨機貼現因子的無條件和條件期望值都趨近于無窮大

[17]。

這一定理的含義很直觀，即當氣候變化造成未來消費的不確定性時，人們在面臨消費的巨大損失（甚至死亡）的時候，即便這種可能性非常小，但只要這種事件服從厚尾分布，那么人們就會愿意犧牲當前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接近全部）的消費以避免這種小概率、大影響事件發生。人們的這種心理，往往是出于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18]，而預防原則又來自于人們對氣候災難的“恐懼心理”（fear factor）[15]或模糊厭惡（ambiguity aversion）[19]。應用到氣候變化上，當前的減排行動就可以看做是人們為了避免出現災難性的氣候變化而愿意減少的等價消費（或者說是支付意愿），這就是為何Weitzman將當前的減排投資形容為“氣候災難保險”的原因[15]。

悲觀定理實質上是一種極端情況，采用的一些假設也招致了各種批評。例如，Nordhaus對悲劇理論的假設條件及其政策含義進行了批評。Nordhaus認為，悲觀定理成立要滿足三個條件：很強的風險厭惡（η較大）；高溫升的可能性足夠大（尾部足夠厚，即α足夠小），二者綜合起來，即需要滿足η>α+1；社會無法通過學習或采取矯正行動以降低最后災難發生的可能性。Nordhaus認為，現在看來，氣候變化很可能并不滿足這些必要條件，尤其是第三點，因為氣候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人們可以通過學習，在技術進步中逐步加強減排行動。此外，Nordhaus批評Weitzman推導的悲觀定理中采用了一些很強的假設，例如氣候敏感性作為最主要的不確定參數，并沒有給定上限；而且高溫升帶來的消費損失和邊際效用也沒有設定上限[20-21]。Arrow進一步證明，當且僅當儲蓄率s=1時，氣候災難才成立，而這并不符合現實[22]。在這些設定下，根據悲觀定理推導出的一些結論：氣候災難可能導致接近于零的消費，從而導致無窮大的負效用；人類只要面臨任何可能的小概率事件，都需要花費幾乎所有當前的資源用來預防。這些結論都是極不現實的，而且由于過強的假設，悲觀定理也幾乎沒有任何實際的政策意義。但Weitzman堅持認為這些批評并不能改變悲觀定理的基本結論[23]。可以預見，這一爭論仍將持續。

2.3 效用函數與損失函數的設定

2.3.1 效用函數

傳統氣候聯合評估模型中的效用函數都是乘式可分的（multiplicatively seperable），而Weitzman認為加式可分的（additively seperable）效用函數能更準確地反映高溫升的厚尾分布帶來的效用損失，因為在低概率、大影響的高溫升情景下，加式效用函數的損失要比乘式的更大，更能反映出生物多樣性、健康等非物質財富的不可替代性，因而更符合氣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現實[24-25]。 例如，Sterner等認為傳統的模型沒有納入環境的相對價格和價值，因此低估了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他們通過采用常替代彈性（CES）的效用函數，在效用函數中納入環境價值，得出與Weitzman近似的加式效用函數。在這一效用函數下，溫升導致的效用損失也大大高于傳統的結果[26]。基于這兩點，Weitzman認為在氣候變化模型中，使用加式效用函數能夠更好地反映高溫升的情景[24]。

2.3.2 損失函數

標準的聯合評估模型的損失函數使用的是嵌套效用函數，將消費損失作為溫升的二次多項式；而且溫升分布使用的是正態分布。這些設定都嚴重地低估了高溫升發

生的可能性及其可能的危害程度。因此，Weitzman建議使用“活躍型”（reactive form）的損失函數，認為這種函數能

更好地模擬未來的高溫升和大的消費增長率波動的情景，因而更適合用來評估厚尾分布下的氣候損失[25]。

綜上所述，如果考慮氣候變化高溫升的厚尾分布，并改變傳統模型中對效用函數和損失函數的設定，那么這些看似很小的改變，卻能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模型中的結論[27]。Weitzman根據帕累托分布，將溫升的厚尾分布設定為：超過4.5 ℃的可能性為15%，超過7 ℃的可能性為5%，超過10 ℃的可能性約為1%[9]。結果表明，在傳統的二次型損失函數下，即便是非常高的溫升，消費損失的下降也非常緩慢（見表2），這與人們的直覺和科學證據都是

相違背的。相比之下，活躍型損失函數則可能更為符合未來氣候變化的“實際”情況。

2.4 預防原則

Weitzman證明，當總體分布的尾部肥瘦下降程度存在不確定性時，就會導致厚尾，表明極端的小概率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比人們預想的可能更高，這無形之中放大了災難的可能性及其損害程度。因此在決策時，人們總是更多地傾向于避免極端災難事件，愿意付出更大的當前消費用于投資以減緩災難發生的可能性。這就是所謂的“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18]。而人們為避免未來出現災難性的高溫升而愿意減少的當前那部分消費，即當前的減排投資，就相當于是氣候災難保險[15]。

預防原則的邏輯如下：當某個災難發生的概率密度函數（PDF）的范圍已知，但其具體形式未知，這一概率密度函數分布的尾部下降速度為隨機變量。一個貝葉斯決策者面臨著多種可能的概率分布，每個概率分布具有不同的尾部下降速率。一個初步的結論是，尾部的極端事件發生概率下降的速度越是不確定（即方差越大），貝葉斯加總的后驗-預測概率密度函數的尾部就越厚。通俗來講，即如果你知道可能出現糟糕的結果，那么事實結果可能比你所想的更糟糕。因此，對于決策者來說，一個有效的決策意味著必須假定處于厚尾部分的小概率事件會出現，并以預防原則作為應對的原則。

2.5 不確定厭惡（模糊厭惡）

最近西方學者將“模糊厭惡”（ambiguity aversion）應用于氣候變化經濟分析和政策決策之中。模糊厭惡指的是即便是在可能的最壞情景中，決策者要實現與完全信息條件下的收益至少一樣好的傾向。模糊厭惡條件下，決策者往往面臨著更少的信息：決策者不僅面臨著結果的不確定性，而且還面臨著其概率分布的不確定性。模糊厭惡比風險厭惡的程度更深，人們往往對最壞的結果更為恐懼。

氣候變化政策決策中存在這種典型的模糊厭惡。由于當前人們對未來溫升的程度、概率及其可能的影響都知之甚少，但是一旦發生氣候災難使得人類可能遭受巨大的損失甚至滅頂之災時（盡管從當前看這種氣候災難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便發生也是在遙遠的未來），因此全球在形成公共決策時，對這種最壞情景的恐懼便占據主導因素。為了預防出現最壞的情形（出于預防原則），人們會傾向于現在開始減少排放。這便是模糊厭惡在氣候變化政策決策中的具體表現[28]。

Millner等證明，當預期效用為嚴格凹，且預期效用序列與邊際預期效用（即效用對減排的一階導）為反協單調（anticomonotonic）時（即當預期效用增加時，邊際預期效用減小），以及其他條件下，模糊厭惡程度越高，那么最優減排水平會越高。因為此時模糊厭惡的上升將促使人們當前更多減排，從而避免了未來消費水平的大幅波動[19]。

人們可以將這一原則應用到具體的減排政策決策上。當消費水平比較低的時候（例如當代人的消費），如果氣候敏感性的分布可能造成未來消費水平大幅降低（對應低的預期效用和高邊際預期效用，即此時二者為反協單調關系），那么收益最大化的結果將是當前采取減排行動。這也是預防原則的本質所在：當決策者對未來更加不確定時，那么當前采取行動避免未來最壞的結果，將是最優的。這也是為何《斯特恩報告》和IPCC主張當前減排的根本原因所在。相反，如果預期效用和邊際預期效用為協單調時，當前的消費水平低，減排帶來的邊際效用也很低，那么決策者會賦予當前低消費更高的權重，從而導致當前不采取減排。這就是Nordhaus等人主張緩行戰略的根本所在。

3 厚尾分布的經濟影響與政策含義

傳統的模型都是假設氣候敏感性服從標準正態分布的，等于間接“否決”了高溫升情景，從而低估了高溫升的厚尾事件可能發生的概率，進而導致整體上低估了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損失。Tol對13項基于瘦尾分布的聯合評估模型模擬結果的研究表明，這些模型模擬的溫升幅度都在1 ℃-3 ℃之間，造成的GDP損失平均在-4.8%-2.5%之間[14]。但如果考慮厚尾分布，那么將會是另外一幅情景。

那么厚尾分布對結果的影響程度究竟又如何呢？氣候厚尾分布的經濟影響主要取決于兩個參數：氣候敏感性（用T表示）和損失函數的曲率（即厚尾分布概率密度函數的冪，用α表示）。簡言之，厚尾分布對最終結果的影響，取決于厚尾分布以多快的速度下降以及損失以多快的速度上升。而模型模擬的結果表明，這兩個參數對結果影響非常大。學者們的實證研究結論顛覆了Nordhaus等人所提倡的采取漸進式減排行動的“氣候政策斜坡”建議[29]。

Dietz利用《斯特恩報告》中所使用的PAGE模型對厚尾分布進行了研究。他將《斯特恩報告》中這兩個參數的瘦尾分布與厚尾分布對模型結果的影響進行了對比。他得到的結論是，氣候災難厚尾分布假設下，可能帶來的損失大大高于瘦尾分布假設下的損失；同時，氣候災難的預期福利損失對（氣候損失占當年消費水平的）上限值的設定非常敏感；即便是在厚尾分布中，只要氣候災難發生的概率不是很高，那么貼現率中的純時間偏好和風險厭惡這兩個參數依然會起重要的作用[25-26，29-30]。 Ackerman等利用諾德豪斯的DICE模型對這兩個參數進行了蒙特卡洛模擬，得到了幾乎同樣的結果：同時改變兩個參數，DICE得到的最優政策將是立即減排[31]。Pindyck對這些條件進行了調整，給邊際效用施加的約束為生命價值；并對比了兩種分布：正態分布和帕累托分布。Pindyck認為溫升的分布是厚尾還是瘦尾并不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改變瘦尾的參數設定同樣可以得出與厚尾分布一樣（甚至更高）的損失結果；更重要的是這些參數的設定（厚尾程度α、純時間偏好δ、風險厭惡η等）[16]。

4 小 結

Weitzman評論《斯特恩報告》“基于錯誤的理由（即人為設定低社會貼現率），而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即立即大幅減緩）”。而正確的理由應該是考慮氣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人們對氣候災難的不確定厭惡（或模糊厭惡），以及氣候變化公共決策所應遵循的預防性原則[28，31-32]。Weitzman從厚尾分布角度出發，從而驗證和間接支持了《斯特恩報告》中立即大幅度進行減排的結論，并以此批判了諾德豪斯為代表的“緩行戰略”和“氣候政策斜坡”的政策建議。

不確定性是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點，也是一個難點。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魏茨曼的研究為不確定性條件下氣候變化的公共決策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引領了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的方向，并將對當前和未來氣候變化的經濟分析和政策決策產生重大的影響。

致謝：中央編譯局謝來輝博士后對本文給予批評和修改意見，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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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Uncertainties， the Economic Impac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LIU Changyi1 PAN Jiahua2

（1.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Institut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計劃經濟含義范文4

關鍵詞：全球化經濟金融化非金融企業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前后，作為可能導致危機的重要因素——經濟的金融化現象，成為西方經濟學者熱議的焦點（john bellamy foster，2008，2007；格萊塔·r克里普納，2008；william milberg，2008）。經濟金融化描述了近四十年來資本主義的經濟特征從以生產為重心逐漸轉移到以金融為重心這一事實（john bellamy foster，2007）。與傳統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不同的是，經濟金融化不僅反映在銀行、經紀人事務所、金融公司等機構的擴張上，金融業利潤占利潤總額的百分比的增長上，也同樣反映在非金融企業的利潤積累和利潤使用上的“金融化”傾向上（milberg，2008）milberg認為非金融部門的金融化是指：生產性企業越來越多地成為金融控股集團，其利潤越來越多地被用于股東分紅、購買金融資產（例如股票回購），甚至兼并收購等。。盡管過度的金融創新與資本的金融化最終體現為越來越大的資產價格泡沫并導致危機爆發，經濟金融化的過程也并非對經濟毫無裨益。paul sweezy（1997）曾認為資本積累過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撐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并由此帶來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轉型。不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國企業通過控制價值鏈、獲得利潤積累而產生的金融化趨勢促使以美國為代表的經濟體實現了：低投資與企業核心競爭力提高并存，高利潤、高股東價值與低投資率并存，低生產、低物價與高消費并存的優質增長（milberg，2008；張慕瀕，2010）。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加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成為全球價值鏈體系中最大的制造中心。金融危機之后國內制造業迫切需要轉型升級，然而“實業金融化”的趨勢卻愈演愈烈。有數據表明，國資委下屬的117家央企中76%涉足金融業，這些非金融央企實際已經控制了24家信托公司、20家證券公司、14家財產保險公司以及23家壽險公司，分別占到受調查該種類金融機構的462%、410%、370%以及531%。此外，上市公司抱團參與私募股權投資以及各地陸續爆發的民間借貸危機，均驗證了上述事實。這是否說明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經濟金融化趨勢的推動下，中國實體經濟也出現了金融化現象？與控制全球價值鏈的美國相比有何不同？如何證明和評價我國的實業金融化現象？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從梳理西方金融化評價的定量指標入手，以中國的宏觀金融狀況與制造業的金融活動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中國的經濟金融化現象，判斷目前金融化的狀態、階段，分析其成因，為如何看待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協調發展提供借鑒。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文獻綜述，梳理金融化研究的不同方面，區分金融化與金融發展，厘清全球化與金融化的關系；第二部分是借鑒西方評價體系設計中國經濟金融化的量化標準；第三部分全球化下經濟金融化趨勢在中國的驗證。第四部分是總結與啟示。

經濟金融化的相關研究回顧

1金融化的定義與成因

自goldsmith（1969）和mckinnon（1973）提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典理論以來，“金融化”一詞被隨意地等同于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尤其當mckinnon和shaw（1973）以發展中國家作為研究樣本的“金融抑制論”傳入我國后，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理論的關注主要落腳于宏觀層面、金融機構和制度的發展層面。從近期最新的觀點來看，“金融化”是對一國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金融發展狀況的客觀描述，它既表達了金融部門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程度達到一定的水平，也反映了傳統金融發展理論一直忽視的非金融企業的金融活動，而后者是“金融化”理論更注重的方面。“金融化”現象或者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金融發展有助于經濟增長，反之，在金融抑制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等非金融部門仍然可以通過某種方式的利潤累積和利潤使用

實現向金融類控股公司轉變的可能。因此，本文首先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有關金融化的研究加以綜述，其目的是厘清金融化的涵義。

當前國外研究文獻對“金融化”的定義比較隨意。最早提出金融化術語的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hobson（1902）、hilferding（1910）、 lenin（1916）認為金融化反映了食利者階層享有越來越大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此處文獻轉引自：格·r克里普納美國經濟的金融化（上）丁為民等譯國外理論動態，2008（6）。70年代之后，學者普遍贊同把金融部門的發展、金融利潤占利潤總額的比重增加以及金融交易的擴大和新的金融工具的創造（ felix，1998；henwood，1997；sassen，2001；tickell，1999）作為金融化的證明，phillips（2002）認為金融化代表了資本市場相對于銀行而言其支配作用日益增長。然而這種籠統的歸納模糊了金融化與傳統金融發展理論的差異。隨著股份公司的進一步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學者們將關注的重點逐漸微觀化：①從公司治理的角度，認為金融化是“股東革命”的結果，即股東為了實現其價值要求更多地分紅、股票回購等，由此帶來公司金融活動的增長（froud et al， 2000；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williams， 2000）。②從投資回報的角度，認為金融化是因為產業投資的回報率與金融資產投資回報率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所致（dumenil& levy，2005；crotty，2005）。

而在定量描述金融化上，近期文獻形成了三種觀點：①工業國金融部門的產出占gdp或凈收入的比重較大（epstein & jayadev，2005）；②總的國際資本流動量比世界總產出和產品與服務的貿易量增長更快（eatwell& taylor，2002）；③非金融部門越來越倚重于金融而非產品作為他們資金的來源與用途（stockhammer，2004；crotty，2005）。

2全球化與金融化

次貸危機催生了國外學術界對實體經濟金融化成因的進一步關注，2008年發表的多篇文章都將視角轉向全球化對非金融企業的影響之上。比如格·r.克里普納認為金融化的研究視角應該從“以活動為中心”轉向“以積累為中心”，他在《美國經濟的金融化》一文中明確提出應觀察美國經濟中“利潤從何處產生”的問題，以此作為“金融化”存在的證據。此外，他認為對金融化問題的研究可以說明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影響已經到了怎樣的程度內容出處同前。。無獨有偶，milberg（2008）撰文進一步研究了以美國跨國公司為代表的非金融企業“金融化”的成因。他將非金融企業的金融活動分成兩塊：一是從利潤來源的角度，認為借助于控制全球價值鏈，跨國公司以降低進口成本而非提高國內產品價格的方式實現了利潤積累，并由于生產碎片化和外包，主導廠商可以在不提高固定投資的情況下快速積累利潤，使其資金的積累速度大于其生產投資速度；二是從利潤使用的角度，既然控制價值鏈的一方已經不需要生產制造，則利潤使用則更多地用于金融活動，例如分紅、股票回購用以期權激勵，或者是對外收購。由此，全球價值鏈使主導廠商維持了較高水平的金融化，并反過來促使價值鏈管理強化，最終形成持續的金融化現象。

3國內研究現狀

與國外文獻不同，國內研究基本忽略了金融化與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的差異。在理論研究方面，大多延續了金融促進論和金融抑制論（談儒勇，1999；史永東等，1999；韓廷春，2002、2003；王志強、孫剛，2003；沈坤榮、張成，2004；王洪斌、柳欣，2008），重在實證分析代表金融發展或經濟金融化的指標與代表經濟增長或結構調整指標的相互關系。2008年以后的一些研究則注意到微觀層面證據的重要性：易綱、宋旺（2008）跳出傳統只研究金融部門的做法，以住戶、非金融企業部門、金融機構三個主體的金融資產結構為對象，重新度量了中國金融資產總量及結構，研究了中國金融資產結構是否改善，以及目前的結構是否適應經濟發展需要的問題；吳曉輝等（2008）設計了一個涵蓋政府支出、城鎮家庭財產性收入和非國有企業融資額等一系列指標在內的金融發展變量，嘗試探索金融與經濟增長的微觀作用機理；魯曉東（2008）也將金融發展指標擴大到私人信貸、上市公司市值等微觀層面；孫天琦（2008）認為企業的ipo行為在致使股權資本擴大的同時也增加了其負債能力，導致資產規模擴大，進而影響到m2，為微觀層面的金融化與宏觀的金融發展構建了聯系；祝丹濤（200

08）認為金融體系效率的高低會體現在家庭和企業資金的可獲得性、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以及財政收支上，并以美國為例論述了上述機制對經常項目盈余的影響，建立了一個全球化和微觀相結合的視角。然而站在全球化背景下考慮非金融企業金融化問題的文獻少之又少，趙玉敏（2008）分析了發達國家通過全球化的制造業產業轉移實現金融資產價格上漲和消費過度，以及在金融技術創新的推動下的過度金融化對中國制造業的影響，但作者所指的金融化主要指金融脫媒、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發展背離，還是一種偏宏觀的看法。

綜上所述，要刻畫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的金融化特征，除了要考慮金融深化的程度以及金融體系的效率，更應關注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下中國制造業的金融活動。制造業出現了高ipo、負債擴張（從而資產規模擴大）、高投資、高企業儲蓄的現象，整個金融市場的體量也在增加，并且由于加工貿易本身的模式和中國投資機會的涌現，又出現雙順差現象，這在宏觀上促使金融深化和金融體系效率的提高。然而在微觀上，還必須考慮制造業在這一金融深化過程中，是否出現了利潤的累積總量高于利潤使用總量，是否投資的增長帶來利潤的累積等等。也就是說，金融深化或者金融體系效率的提高必須建立在對微觀經濟主體利潤累積有正面作用的基礎上，而不是一個空泛的總量概念。因此，本文將以全球化為背景，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實證檢驗中國經濟金融化的存在性，其中微觀數據將取自制造業上市公司層面，這些公司在中國制造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過程中發揮著主導作用。

中國經濟金融化的量化評價設計

國內有關經濟金融化的量化評價方法的文獻較少，宋仁霞（2007）建立了一個囊括金融機構資產規模、金融資產結構、上市公司產業分布數、三次產業增加值中金融資產占比、金融企業利潤占社會企業利潤總額比率等在內的24個指標，檢驗中國的經濟金融化狀態，指標設計上盡管顧及到微觀層面，但指向不明確，體系略顯陳舊，也忽略了非金融企業金融化這個重要因素。其他與金融化相關的主要是金融市場化指數的設計（黃金老，2001；劉毅，2002；莊曉玖，2007）。

本文參考了格萊塔r克里普納（2008）和milberg（2008）對于金融化的量化分析框架，采集來自宏觀、部門和行業三個層次的數據，主要從規模、結構的角度進行統計分析。鑒于有關中國經濟金融化評價體系的國內文獻尚未充分，本文的研究并未實現指標體系構建，但可為未來經濟金融化指標體系的設計提供前期成果。

（1）宏觀層面。根據格萊塔·r克里普納（2008）的總結，評價經濟長期結構性變化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以活動為中心”的觀點主要關注不同行業的就業份額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產出占gdp的比重等，而“以積累為中心”的觀點則關注利潤從何處產生，比如各產業公司利潤的相對比重。格文研究表明：“以活動為中心”的經濟變化觀不適合金融部門金融部門不是勞動密集型部門，它的“產品”在國民經濟統計中并不是以透明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并且忽略了非金融企業的金融活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作者認為20世紀70年代困擾美國企業活力能力的危機中就能看到金融化的起源：面對國內勞工的戰斗性和海外與日俱增的國際競爭力，非金融企業對不斷下降的投資回報的反應，就是將資本從生產領域抽走，將其轉移到金融市場。因此一個完整的金融化概念就必須既包含金融企業，也包含非金融企業的活動。那種單純進行部門分析的方法只關注金融業，喪失了大量的對考察美國經濟金融化非常重要的資料。，實證發現：就業與產出指標無法揭示經濟金融化特征，但利潤數據卻可以做到。在本文的研究中，宏觀數據包括兩類：第一類反映就業、產出部門構成，由于無法獲取各產業公司利潤的相對份額，有關論據將采用部門和行業數據。第二類反映全球化與金融化的關系。在此，我們借鑒了milberg（2008）的觀點，他認為美國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利潤來源發生了變化：通常企業的利潤來源于提高產品售價、降低成本或擴大產量，然而在控制了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后，美國跨國企業用外包的方式取代了在本國進行生產性投資，然后再通過貿易的方式進口中間品或最終品，長期則形成了國內cpi漲幅低于貨幣供應量m2漲幅和企業利潤增長的趨勢，這為非金融企業的

金融化打下了基礎。因此，我們也選取國內相關數據查看上述狀況在中國的表現。

（2）部門層面。主要以非金融企業作為研究對象，考慮其利潤的來源與使用情況。①關于利潤來源：按照格文，金融化的一個標志是非金融企業源于金融投資的收入高于源于生產活動的收入，或者在一定的基礎比例下前者的增幅大于后者。由于格文的研究時期跨越1950—2001年，二戰后美國采取刺激投資的稅收與折舊政策，企業利潤被嚴重低估，因而格文選擇了證券收入與公司現金流量的比率來衡量利潤的來源。再者，因為經濟金融化還應考慮金融業的利潤增長情況，增加了一個考慮金融利潤（現金流）與非金融利潤（現金流）對比的指標。鑒于中國公開的統計年鑒未公布非金融企業的證券收入與現金流量數據，我們用制造業和firefire是金融、保險、房地產業的總稱。上市公司數據驗證這一狀況。②關于利潤使用：根據milberg（2008）的觀點，非金融部門將利潤更多地用于分紅、股份回購、兼并收購等金融行為，也是金融化的一個表現。由于國內統計部門并無相關口徑數據，我們從與金融行為相對的固定資產投資行為加以反證：如果公司利潤中用于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較高或者這一比例增速加大，則可以說明非金融企業的金融行為并不居主流。此類指標包括：制造業和fire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例等。

（3）行業比較。為了進一步探究全球價值鏈分工對我國制造業資金運用的影響，我們按照參與價值鏈的程度不同在鑒定這一概念時，我們借鑒了milberg（2008）文中的一個方法：他使用美國制造業的相對進口價格（relative import price）來反觀生產（服務）外包的程度，相對進口價格越低的，說明生產碎片化程度越高，美國跨國公司作為價值鏈中心的控制力越強。其中電腦和辦公機器、通信設備、飲料、電子產品、服裝和家具等行業都處于相對進口價格下降較快的行業。，選擇了若干行業觀察：不同行業證券收入占利潤的比例，不同行業利潤中用于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

（4）樣本數據的來源與時期。依照西方學者的研究，雖然全球化從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開始，但發展中國家加入全球化體系加速了發達國家非金融企業金融化的形成，因此本文選取的數據時間跨度為2000年至2011年。數據主要來源于：①中國統計局各年度統計年鑒數據；②國泰君安（csmar）數據庫的上市公司數據。

三個層次的數據可見下表：

數據分類序號含義宏觀層面（1）fire就業人數占比（2）fire產值/gdp（3）cpi、m2的增幅對比部門層面（4）制造業上市公司證券收入/公司利潤*（5）fire上市公司證券收入/公司利潤（6）fire上市公司證券收入/制造業上市公司證券收入（7）fire上市公司利潤/制造業上市公司利潤（8）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gdp（9）fire固定資產投資/gdp行業層面（10）分行業制造業上市公司證券收入/公司利潤（11）分行業制造業上市公司固定資產投資/公司利潤注：*我們最終使用了公司利潤而非現金流量作為分母，是因為現金流量余額經常出現負數，影響了數據質量。

中國經濟金融化的經驗分析

1來自宏觀層面的證據

宏觀數據展示了非金融部門的發展及其與金融部門的相對發展速度。

（1）從就業份額來看，圖1表明，從2000年到2011年，盡管外向型經濟特征明顯，但按城鎮就業口徑統計的各部門的相對就業份額在10年間并無大的變化。2011年fire部門的就業比例比10年前有了顯著提高，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這一比例還有所下降，但幅度均不大。這個結論從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格文（2008）對于“以活動為中心”視角的判斷，說明就業比例大概無法很好地表達經濟金融化現象。

（2）圖2顯示了各行業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并未公布制造業增加值數據，此處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原為1906186億美元，此處換算為人民幣，換算匯率取2009年12月31日與2010年12月31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的平均值。。可見，制造業、fire部門和服務業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高，制造業從2000年開始這一比例快速增長，并一直持續到2004年，之后一直維持30%以上的占比，但2008年后開始明顯下降。與制造業的發展趨勢有所不同的是：2007年之后fire的增加值占比開始突破10%的區域，并呈現穩態上升之勢。然而總體而言，與就業數據相似，近10年來部門發展的差距并未像美國那樣出現顯

著的拉大。

（3）圖3是用cpi、m2等宏觀數據的變動關系驗證金融化的后果。將圖3與表1比較可見：根據milberg（2008）的研究，自1986年開始cpi處于逐級下降，進口商品的價格也在逐步下降，而貨幣供應量m2盡管在1991—1995年間緊縮，長期增勢不改，1996—2006年均增幅6%以上，是cpi增幅的2倍多。弗里德曼關于“通貨膨脹自始至終是一種貨幣現象”的論斷在新的以價值鏈為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下被打破了。與此相對應，處于價值鏈低端制造環節的中國，卻出現了cpi、m2與企業利潤齊升的狀況，其中m2的增長幅度明顯高于cpi。盡管這一宏觀數據的形成有更為復雜的微觀因素，我們也不能僅據此判斷其與金融化的關系，但這一結果說明在中國參與價值鏈分工之后，盡管企業利潤上升，但低附加值的特點要求更大的投資和產能加以維系，使得企業的貨幣需求始終維持在高水平。投資——制造——出口——利潤積累——再投資的循環造成是制造業的利潤累積難以持續進行，也就難以展開相關金融化活動。

2來自部門層面的證據

西方學者對美國經濟金融化的研究形成了幾點結論：①非金融部門證券收入占現金流入或企業利潤的比重在提高，并且高于非金融部門來自業務經營的收入；②除了非金融企業在增加收入流量的過程中不斷增強金融活動外，金融業自身也變成一個在經濟活動中越發具有特權的積累機構[美]格·r克里普納美國經濟的金融化（上）丁為民等譯國外理論動態，2008（6）。然而在數據處理上，格文將金融和非金融部門合并，取出它們共同的金融業務利潤對比它們共同的非金融業務利潤，而且并未比較金融與非金融部門相比到底誰的金融利潤增長更快，本文對此做了區分。圖4表明：從利潤來源的角度，fire上市公司的證券收入占企業利潤的比例大大超過制造業上市公司，兩者的增長趨勢也相差迥異。fire上市公司在2005年之后證券收入占比激增，制造業卻一直在低位徘徊。

圖5描述了fire上市公司與制造業上市公司證券收入的對比，從年度數據看，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證券收入激增，其增幅大大超過制造業并持續到2004年，然而2004年之后這一比例又開始急劇下降，隨后在2005—2009年間，這一比例呈現出有規則的波動，波峰之間相距兩年左右。進一步觀察發現，兩個行業證券收入比的變化與股市牛熊交替正好相反，牛市時fire上市公司證券收入與制造業上市公司證券收入的比值下降了，熊市時反而有所上升。這是否意味著牛市帶動了實業投資機會增加，金融機構資金流向實業投資的體量大于流向金融資產領域，而在熊市時由于實業投資機會缺失，無論金融業還是實體經濟部門，資金只有流向金融資產領域尋求盈利機會。把這一比例進行三年、五年移動平均發現比值變化趨緩，但近幾年依然保持高位。

兩個行業利潤的對比見圖6，無論是年度數據還是三年、五年移動平均都可看出，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的利潤遠高于制造業上市公司，近幾年保持在4倍左右的幅度，遠遠高于2003年之前的1倍多。

圖7有關利潤使用的數據表明，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例高于fire的這一比例，并且從2002年以后一直呈現上升趨勢，直至2009年回落。fire部門則一直維持穩定的固定投資比例，這盡管與該行業特殊的盈利模式相關，但其收入來源與支出的反向變動，恰好說明也許fire部門才是主導中國“經濟金融化”的力量，但fire部門的過度繁榮并未輻射到實體經濟，它成為一個自我發展、凌駕于實體經濟之上的主體，完全背離了“溫和小幫手”的目標，這種“金融化”正是實體經濟發展的噩夢，也是另一些西方學者批判金融化導致金融危機的緣由。由此，我們從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證明了：一個有積極作用的經濟金融化之路應該是夯實微觀經濟主體的金融能力，而不能僅根據傳統金融理論的看法，計算金融機構的發展程度或金融利潤的積累程度。

上述分析表明，制造業的金融化現象并不顯著，那么是否利潤積累之后又用于資本形成和擴大再生產了？考慮到參與價值鏈分工的行業在過去的十幾年間獲得的投資機會和財富積累速度大大高于其他行業，按理它們應該有更大的金融活動能力，因此，下文進一步通過行業間比較來探究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經濟金融化的影響。

3來自行業比較的證據

我們根據嵌入價值鏈深度的不同選擇了五個排名靠前的上市行業，按程度

低分別是：通信及相關設備制造業和計算機及相關設備制造業、飲料、儀器儀表及辦公機器制造業、服裝、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從利潤來源的角度，圖6顯示五個行業的差異非常奇特。證券收入占企業利潤比例一直上升的只有通信和計算機行業；服裝與儀器儀表及辦公機器制造業是兩個大起大落的行業，其證券收入占比與宏觀經濟呈現反向關系，2007年之前兩個行業這一比例極低，而金融危機之后，兩個行業的該比例上升到很高的水平；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的證券收入占比一直處于較高的位置，然而也有與經濟增長相背的規律；飲料行業在參與價值鏈深度方面排名第二，但其證券收入占比一直處于最低位置，并且平穩變化并不受宏觀經濟的影響。

進一步地，我們分析這五個行業利潤使用的特點。圖7顯示自2000年以來五個行業均出現了固定資產投資占利潤的比例下降的趨勢，其中下降幅度最小、最為平緩的是之前“金融化”程度最高的通信與計算機行業；服裝與儀器儀表及辦公機器制造業依然是變動最為劇烈的兩個行業，2007年、2008年之后兩個行業從五個行業中最高的固定投資占大幅回落，截至2011年底，雖然在衰落之后儀器儀表行業的固定投資占比依然最高，但服裝行業的指標排名已經到了第三位。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占比排名第四，其下降幅度略高于通信及計算機行業，高于飲料行業；飲料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占比在五個行業中最低，也出現了平緩下降的趨勢。

總結來看：①勞動密集型、處于價值鏈較低位置、容易受外需影響而產能過剩的行業，其金融投資和產業投資顯示出明顯的替代性，而金融投資更像是一種被動的選擇，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后投資機會稀缺，這些行業只好將閑置資金用于購買金融資產；②資本密集型以及具有一定技術性的行業處于價值鏈的較高位置，更易于進行金融利潤積累；③以國內市場為主要需求對象的行業既不用遭受外需市場的瞬息萬變，也不用遭受太多來自價值鏈主導方的利潤剝奪，因此有更大的余地在金融投資和產業投資之間進行權衡。

結論與啟示

綜上所述，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下，中國并未在實體經濟部門出現顯著、持續的類似美國企業的金融化現象。在美國等跨國企業主導的價值鏈控制下，我國企業的資本積累活動更多的還是用于固定資產投資和擴大再生產。盡管企業的金融利潤有所增長，并且某些行業在某些年份上升明顯，但更多的是經濟低迷時的一種投資替代。這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milberg（2008）關于美國經濟金融化成因的論斷，即：美國正是由于借助外包剝離了生產過程解放了固定資產投資，借助壓低進口價格贏得利潤，兩相結合實現了初步的利潤累積，然后再通過股權投資、并購等金融活動更好地控制價值鏈，實現了持續的金融化。

我們的研究并未在非金融企業中獲得正向支持，卻發現金融部門本身日益顯示出特權階層的財富積累能力。由于金融制度的壟斷性和利率等要素價格尚未放開，金融部門的定位從原本為企業提供金融服務收取“傭金”，變成了與企業爭利，并導致金融利潤率與實業利潤率的大幅差異。這又引導現金流豐沛的諸如國有控股公司傾向于投資控股金融業，而不是將利潤用于產業類的股權投資、并購和股東分紅。這種名義上的“金融化”背后映射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發展的不協調，金融凌駕于實體經濟之上，它不僅沒有帶來微觀經濟主體金融能力的改善，反而可能惡化其融資狀況，因而并不可取。

本文彌補了國內有關金融化研究的不足，與國外經濟金融化相關研究形成對比。研究表明：未來有關金融化或金融發展問題的研究應從關注金融體量的變化深入到結構優化，必須考慮微觀主體的效率，探索非金融企業金融化的成因和后果。本文對中國經濟金融化現狀的檢驗，可為新形勢下加強金融監管提供啟示：實業金融化是產業升級的另一種形式，對企業而言可以多元投資、分散風險，對整體經濟而言可以優化資源配置，擺脫原有行業格局的限制，但要避免實業金融化走向極端的產業空心化，造成過度的資產價格泡沫。金融仍然要為實體經濟的轉型、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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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趙玉敏世界經濟金融化對中國制造業的影響國際貿易，2008（11）

計劃經濟含義范文5

[關鍵詞]文化內涵 遼寧旅游景點 翻譯策略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4）02-0020-02

基金項目：本文系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遼寧省旅游景點英語規范化研究”（項目編號：L13BYY007）成果之一。

楊華（1970-），女，遼寧大連人，大連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漢翻譯，跨文化交際等。

王志永（1971-），男，遼寧大連人，大連工業大學國際教育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英漢語言文化對比研究等。

世界范圍內，隨著有著“朝陽產業”之稱的旅游業的迅猛發展，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進行跨文化交際已經成為一種客觀需要。因此，旅游景點翻譯不但具有傳遞信息和吸引外國游客的功能，更有傳播中國悠久文化的作用。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應該遵循的重要原則是“以中國文化為取向，以讀者接受能力為重點”。規范化的旅游景點翻譯既是創建國際化旅游區的最基本要求，又能很好地體現國家（地區）整體文明的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講，遼寧旅游景點英語規范化與否，不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景區及其所在地區的吸引力，增加旅游外匯收入，而且還為中外文化的交流開拓了新的渠道。因此，遼寧旅游景點英語規范化的研究已經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一、旅游景區資料英譯中的文化內涵因素

王佐良先生曾經說過，“譯者處理的是兩種文字，面對的卻是兩大片文化”。因為在價值觀、思維方式、等諸多方面中西雙方存在較大差異，所以我們在旅游景點資料的英譯過程中如果忽視文化內涵元素，往往會導致旅游文化信息的誤譯。

在翻譯旅游景點中的中華文化內涵的漢語宣傳資料時，我們應該從文化角度來發掘其真實表達含義。例如在介紹明末著名的美女“陳圓圓”時，盡管以“沖冠一怒為紅顏”而聞名于世的陳圓圓在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但外國游客對其可能所知甚少，甚至一無所知。因此如果只是把“陳圓圓”簡單地翻譯為“Chen Yuanyuan”，盡管也達到了傳達原語信息的目的，可是卻不能讓外國游客產生最佳關聯，因而也就達不到其語用目的。反之，如果我們把其翻譯成“Chinese Cleopatra”（中國的克婁巴特拉），“Cleopatra”（克婁巴特拉）是古代埃及歷史上的著名女王，作為一個知名美女，其形象存于無數的西方文藝作品里，她的故事在眾多電影及文學作品中出現。我們以此來表明“陳圓圓”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和歷史上著名的埃及艷后“Cleopatra”在西方民眾心目中所享有的地位是相當的，外國讀者就容易心領神會了。

二、基于文化內涵的旅游景區資料英語翻譯策略

（一）音譯（transliteration）加注釋法（noting）

所謂“音譯加注釋法”是指在翻譯國內景區相關資料的過程中，對某些慣用語及相應詞匯表達方式等進行解釋或注釋的翻譯策略。注釋法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增詞法的一種，但其不是針對文化背景而是針對文中的詞語進行同義解釋，可以令讀者加深印象。例如：位于金石灘景區的“鷹嘴巖”—“Yingzuiyan（Eagle Beak Cliff）”，“孤山”—“Gushan（Solitary Hill）”等，對于上述這些景點名稱，我們如果只是簡單將其翻譯成漢語拼音，國外游客因無法判斷其價值所在，自然不會產生太多的興趣。又如位于沈陽故宮中的“太和殿”，可譯為“Taihe Dian （The Throne Hall of Supreme Harmony）”或“Taihe Dian or The Throne Hall of Supreme Harmony”，該種譯法把中外文化都包含在里面，充分運用了跨文化意識，國外游客更容易理解景點內涵。

在翻譯景區漢語資料里所隱含的詞匯及表達方式時，我們也可以采用這種策略。例如在介紹源于東北滿族服裝的女性禮服——“旗袍”時，可以翻譯成“chi-pao（a close-fitting woman’s dress with high neck and slit shirt）”；“風水”，則可以譯成“feng shui （a Chinese philosophical system of harmonizing the human existence with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it’s supposed influence on the fortune of a family from the location of a house or tomb）”。

（二）增譯法（amplification）

“增譯法”是指鑒于旅游宣傳資料的“實用性強”等諸多特點，在翻譯時要求有針對性，即譯文要符合原語宣傳資料所介紹的實際情況。因為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歷史文化積淀的源遠流長，在向外國游客翻譯介紹時，需要在忠實原文內容的基礎上適當地增添。比如在介紹相應的古跡文物時，總要涉及到朝代名稱及歷史人物，而國外游客對此通常所知甚少，所以在翻譯的時候需要我們適當地增添文化、歷史等背景知識。例如：沈陽故宮內一段介紹“清代乾隆年間”可以翻譯為“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1736—1795）of the Qing Dynasty（1644—1911）”。這種補充公元年份的翻譯方法可以讓外籍游客熟悉中國的歷史朝代及人物等。鑒于此，我們在翻譯歷史朝代及人物等時，可以適當添加相關背景資料來補充介紹該人物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及功績等，以此來加深國外游客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掌握。又如，沈陽一旅游資料在介紹清太宗皇太極的北陵時，說它是“Northern Tomb”，較為不妥！在這里，旅游資料的譯者沒有將普通老百姓死后所葬的“墳”，即Tomb和天子皇帝死后的葬身之地“陵”，即mausoleum區別開。這樣非常容易讓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國游客產生誤解：以為太宗皇太極的北陵就是一般普通的墳。將其翻譯成“Zhao Mausoleum”則會更確切。

（三）文化替換（cultural substitute）

所謂“文化替換”是指在翻譯過程中，當我們不能在目標語中找到和原文本對等的表達方式時，可以把譯語讀者對原文不了解熟悉的事物替換成目標語語境下意思表達相近的事物來幫助理解的翻譯策略，又叫“類比”。在介紹旅游景區涉及到的中國歷史人物、事件等時，此策略尤為常見。國外游客（目標語讀者）可以借助其自身背景文化來深切感受中國的獨特文化風味，換而言之，本策略有助于跨文化交際。例如：有“北方明珠”之稱的“大連”可以替換翻譯為“Switzerland of Orient”，“觀音菩薩”可以翻譯為“Goddes of Mercy”，“清明節”則被譯為“Chinese Easter”等，這種翻譯的譯文的生動表達既利于外國游客記憶又給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改寫（paraphrase）

歷史發展的唯一和獨特性使得我們在翻譯漢語旅游資料中有關景區歷史古跡等的時候都要面對許多特定學科的術語。對于國外游客（目標語讀者）而言，這些特定學科的術語阻礙了他們進一步深入地了解領會原文所要傳達的信息，因此目標文本的信息功能不可能實現。基于此，在翻譯有關景區資料遇到類似情況時，我們可以把類似術語改寫成相近或內涵相同的語言表達方式。例如沈陽故宮中的一段介紹：“皇太極于崇德八年（1643年）病逝于盛京，十月葬于昭陵。”Hong Taiji died of illness in 1643 at present day Shenyang，Liaoning Province， and he was buried here in the same year.在沈陽故宮里的這段介紹中連續出現了“崇德八年”“盛京”和“昭陵”三個歷史專業術語。對于這段景點的介紹，如果我們采用上文提到的注釋法的話，可以想象該段旅游景點介紹的英語譯文讀上去乏味枯燥，簡直就是文字的堆砌。反之，在翻譯的時候，我們如果把本段介紹里的時間術語改寫為公元紀年，即“in 1643”， 再將當時所處時代“清”的地名“盛京”改寫為今天的地理位置“Shenyang”，那么該段介紹的英語譯文既流暢又準確，對外國游客而言，其可接受性也大大地增強了。

三、結束語

作為世界了解當今遼寧重要的窗口和渠道之一的旅游景點翻譯的重要性，應該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我們應該以游客（讀者）為導向，在翻譯旅游景點文本時，務必注重譯文的可讀性。為了盡可能減少文化差異給中外交流溝通帶來的交際障礙和誤解，我們還應該具備跨文化意識，采用恰當的翻譯法，來確保譯文在目的語文化中的可接受性。在盡量保留中國文化內涵因素的同時，牢記傳播中華文化的重任，如果我們能夠恰當地綜合運用翻譯策略，不但可以讓旅游景點翻譯充分發揮其吸引外國游客的目的，而且還可以更好地傳播中國文化。

【參考文獻】

[1]金惠康.跨文化旅游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4.

計劃經濟含義范文6

愛崗敬業精益求精——小記第一熱電廠電運行班長林德民

德民是第一熱電廠電熱車間的一名普通員工，也是電熱車間年齡最大的一位工人。機電班的小伙子們都親切地叫她林阿姨。她主要負責焊接方面的工作，從事焊接已有幾十年，技術非常好，這一點在我們廠已是有口皆碑的事實。林阿姨年進入我廠，幾年來工作上兢兢業業，從無半點馬虎，經她焊接修復過的地方從無返工現象。梅州中纖廠是一個已有六、七年歷史的老廠，設備在一定程度上有些老化，經常有些地方漏油漏料，需要焊接的地方非常之多，林阿姨作為機電班唯一一位從事焊接的員工，幾年來將該廠需要焊接的地方修復得平平整整，為保障該廠的設備正常運轉作出了貢獻。

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是熱壓大油缸漏油，當時正好是夏天，氣候非常炎熱，熱壓機本身又是熱氣騰騰，且又高達數米，在這樣的環境下進行焊接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但是情況危急，壓機漏油嚴重，林阿姨毫不猶豫拿起焊槍，穿上厚厚的工作服，戴上嚴實的防塵帽，爬上壓機，硬是在氣溫高達℃的惡劣情況下持續工作了好幾個小時，等到將大油缸焊好，林阿姨的工作服已全部濕透，臉上也因長時間接觸焊接的弧光以及壓機中的熱氣被熏得通紅，可是看著設備又進入正常狀態，林阿姨沒有道一聲苦，更沒有一句抱怨的話，她只是欣慰地笑了。

林阿姨就是這樣一位對待工作極其認真的同志，她是機電班唯一的一位女性，可是很多工作場合下，她表現得比男人更勇敢，更不怕吃苦。壓機那么高，她敢爬；夏天去山頂接水管，太陽曬得皮膚都痛，她也敢去。她的敬業精神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不僅如此，林阿姨更是機電班小伙子們可親的大姐。由于機電班主要負責機器的日常維修和保養。因此工作服總是“掛彩”，不是今天褲子上破了一個洞，就是明天上衣扣子又掉了一顆，別看他們干起活來細心又周到，可是對于這類事卻是典型的門外漢，于是經常林阿姨放棄午休時間，幫他們把衣服補好，把扣子釘上。難怪機電班的小伙子們都親切地叫她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