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藝術設計中的仿生學應用

（一）園林設計中的仿生學

仿生學在園林設計中的應用十分廣泛，因為園林設計多是室外設計，有著廣闊的環境背景和天然的自然環境氣氛，在園林設計中使用仿生學理念，不僅能夠體現出園林設計的匠心所在，還能使園林的自然感顯得更加活潑和生動。很多園林設計中的仿生學應用都極具代表性，例如，長春和吉林、哈爾濱等地的小區園林設計中，經常放置仿生的小區景觀小品，如假山、仙鶴、小鹿等仿生雕塑作品，這些作品，使小區的園林景觀更顯東北物產豐富的狀態，也使得小區景觀的審美價值有所提升。

（二）家居設計中的仿生學

仿生學應用于家居設計，是家居設計進入后現代設計階段以后盛極一時的設計理念。家居設計中的仿生學被應用到許多方面，大到房屋的室內設計整體構思，小到杯盤器皿，都有仿生學的痕跡。與園林設計中的仿生學應用有所不同的是，室內設計的仿生學應用經常表現在材料和生物理念上，因此大多數家居設計中的仿生學作品，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作品的美感在于體現出生命力，審美的價值在于傳達生命的意義。例如，現代設計家居設計中的沙發座位是有意凹陷下去的，靠背也是不規則的內陷型，還有些陽臺椅是明顯的蛋形，這些家居用品都給人一種舒適、安全、被保護的感覺，無論是從外形還是從使用感受上，都更像一顆“蛋”，這就是仿生學要表達的生命、安全的意義。

（三）服裝設計中的仿生學

服裝設計是設計藝術中的重頭戲，隨著人們對服飾審美標準的提升，服裝設計已經從簡單的滿足人們穿衣需要發展成為展示人們生活藝術的重要領域。在服裝設計中應用的仿生學也成為人們直接表達穿衣理念以及對自然的態度的方式。服裝設計中的仿生學應用之中重要的一點在于服裝材料的變革，科技的進步以及環保主義的盛行使得那些直接使用動物皮毛的服裝材料發生改變，仿生學理念促使動物皮毛演變成皮毛的仿制品；另外，在服裝設計中，許多裙裝的輪廓與花朵的形狀類似，這種設計的目的在于體現女性如花朵般的美麗，還有些服裝設計直接將仿生動物安置在衣服上，如蔡康永在主持“康熙來了”的節目時，服裝上經常停著一只仿生的鳥兒，以此體現他主持風格的活潑和睿智，這也是服裝設計中的仿生學應用。

摘要:

運用文獻資料、現場觀察等研究方法，對中國武術兵器產生的歷史足跡和文化生產的類型進行了分析。主要結論:武術兵器的誕生經歷了師法于動物、工具的衍生、獨立和消逝等階段;其文化生產分為仿生生產和象形取義兩個類型;在象形取義中又呈現出互補之用、生克之用、藝術傾向和融匯貫通等兵器的文化生產類別;按照兵器的材料分類，又可分為石兵(石器)、銅兵(青銅器)和鐵兵三類。

關鍵詞:

武術;兵器;仿生;象形取義

世界上從沒有一個國家能像中國一樣把武術的冷兵器做出千姿百態并賦予特有的文化意義。如武術兵器中常見的劍充滿了政治意義、社會意義和文化意義［1］，在退出格殺舞臺后，劍成為王者“的賞賜之物和權力的有限讓渡”以及折射社會地位和大眾手中的健康道具。歷經石兵、銅兵、鐵兵的數千年演變，中國武術兵器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輝，本研究試圖從發生學的視角，追尋武術兵器的歷史足跡和文化生產背景，以揭示博大精深的武術兵器文化存在。

1武術兵器誕生的歷史足跡

1．1師于動物

［摘要］

建筑電氣工程是建筑工程中的一個重要步驟，是各種電氣設備、線路電纜、照明設置等的安裝工程，為了提高建筑質量，建筑電氣工程的施工也運用了智能化技術，其就是將現代先進計算機技術應用到電氣工程中，這項舉措在建筑行業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本論文主要闡述了智能化技術在建筑電氣工程中如何應用，智能化技術在我國建筑電氣工程的實施中出現了哪些問題，以期對于建筑電氣安裝工程的發展提供借鑒。

［關鍵詞］

建筑;電氣工程;智能化技術

時代在進步，科技在發展，城市高速建設的同時，也在帶領建筑行業不斷前行。近年來建筑企業不斷增多，隨之而來的不僅是機遇，也是挑戰，建筑中的電氣工程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建筑的質量，所以建筑電氣工程智能化勢在必行。

1智能化技術在建筑電氣工程中的應用

1．1自動控制系統和保護系統中智能化技術的應用

摘要:

基于國內園林建筑小品發展現狀，從設計要素與設計原則兩方面，闡述了人性化設計基本理論，并結合Lawgne躺椅這一典型設計案例進行了說明，以期為我國當代園林建筑小品的人性化設計提供參考。

關鍵詞:

人性化設計，園林建筑小品，躺椅，設計要素

0引言

隨著現代科技的高速發展，人性化設計在機械設備、交通工具、建筑設施等多方面領域不斷演進與發展，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理論體系，顯著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其在進入科研領域后迅速取得廣泛關注，成為越來越多設計師所追求的目標，在建筑領域尤為突出。人性化設計在現代建筑中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而且擁有很強的指導作用。園林建筑小品作為園林造景的四大要素之一，具有重要的觀賞與實用價值，在當代園林建筑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人性化元素在當代園林建筑小品中的體現卻并不顯著，一些建筑商一味追求建筑的速度與利益，忽略了建筑小品在細節上的品位，導致其實用價值和審美價值大打折扣。此外，部分設計師過于在意自身的主觀意識，而缺乏對觀賞者心理需求的考慮，即缺乏人性化設計，導致建筑小品的功用難以充分發揮。本文從人性化設計基本理論入手探討如何將人性化理念融入到園林建筑小品的設計中，從而為現代園林建設事業的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指導。

1園林建筑小品概述

摘要：在學校教育中，“課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是一個方興未艾的藝術性實踐課題，它的逐步興起與不斷推廣，充分體現了新形勢下廣大師生在教育理念與教學行為兩個方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良好發展態勢。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在“新課程資源觀”的有效引領和有力推動下，各類課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為教育教學源源不斷地注入了非常新鮮而又極其生動的活力元素。然而，任何新生事物都要經歷一個逐步推進和不斷完善的發展過程，課程資源現象同樣也不例外。

關鍵詞：小學語文;課程資源開發利用;類型;途徑;教學相長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它形象地闡述了一個絕對真理———人的思想須不斷地解放，人的視野須不斷地拓展，人的知識須不斷地更新，只有這樣，人才能永葆自己前行的動力。在學校教育中，這既是“學與用”“知與行”的和諧統一，也是“師與生”“教與學”的和諧相長。“語文學習的外延與生活的外延相等。”就語文教學來說，基礎教材是“渠”，拓展延伸是“水”；課堂教學是“渠”，社會生活是“水”。我們只有把教材教學與拓展延伸相結合，把“小課堂”與“大社會”相結合，才能開通一條源源不斷、永不枯竭的“活水渠道”。這正是在強調課程資源開發與利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那么，它的基本類型和有效途徑主要有哪些呢？

一、善于在基礎教材和課堂教學中開發與利用

課程資源葉圣陶說過：“語文教材無非是個例子”。理論和實踐表明，這些“例子”作品不僅是課程教學和課堂活動的主要依據，而且是教學資源開發與利用的“第一板塊”。我們有什么理由對它說“不”呢？

（一）從教材內容中開發與利用課程資源

凡是基礎教材中的經典語篇，無論古今中外，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引人想象的“空白”現象，這正是值得我們深加挖掘之處。在小學語文教學過程中，積極有效地進行“深度挖掘”或“二次開發”，不僅有利于學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課文內容，更有利于提升學生的領悟能力。比如，《牧童和狼》一文中，在“然而，他喊破喉嚨，也沒有人前來幫忙”這一結尾作者沒有交代“牧童的最后結局”；《尋隱者不遇》一詩中則隱去了“松下問童子”的具體內容；《所見》則中省略了“牧童補鳴蟬的經過和結果”……這些都是可觀可感的“空白之處”，也是隱性課程資源的蘊藏所在。

“超循環”是圈行系統中的各部分以及整體，產生周期性的變化與旋升。②它融合自然之道與社會之道、思維之道與存在之道、研究方法之道與研究對象之道，是世界萬物生發的格局與態勢。近代，尤其是近幾十年以來，隨著地球環境污染的不斷加劇，西方人文學科領域生發了拯救人類精神生態，呼吁環境保護的生態批評。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西方生態批評開始傳入中國，中國生態批評產生。中國生態批評作為一門新生學科，其生長態勢自然也遵循了超循環之道。   一、“依生”視角下的中國生態批評———與中國對應學科“看似一體”   生態批評起源于歐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見端倪，九十年代興起。在中國發出的最初聲音是司空草1999年11月在《外國文學評論》上發表的《文學的生態學批評》一文。真正傳入中國并引起國內學術界的研究熱潮是在2002年，以王諾教授的《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為標志。國內關于生態批評的綜述文章主要有：李潔的《生態批評在中國：17年發展綜述》以及其碩士畢業論文《生態批評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1999—2005》、周瑋露的《歐美生態批評在中國》等，另外在魯樞元教授的著作《生態批評的空間》和劉文良教授的著作《范疇與方法：生態批評論》中也提到了中國生態批評的興起與發展。以上學者在闡釋生態批評在中國興起和發展的時候，一般都把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和生態文學歸入生態批評的發展中來。李潔的《生態批評在中國：17年發展綜述》，文章把生態批評興起的時間定為1987年，其根據是文藝學家鮑桑葵1987年主編的《文學藝術新術語詞典》中的詞條“文藝生態學”；把生態批評在中國發展的時間定為1994年，其根據是有關“生態美學”論文的發表。［1］周瑋露的《歐美生態批評在中國》一文提到了生態批評在中國起步的標志———司空草1999年發表的文章《文學的生態學批評》，這一說法是正確的。但她在提及國內生態批評文章和專著的時候把曾永成教授的專著《文藝的綠色之思》、魯樞元教授的專著《生態文藝學》、姜澄清教授的專著《藝術生態論綱》和徐恒醇教授的專著《生態美學》列為生態批評的代表作，而且文章后面把國內的生態美學會議看成了生態批評研討會，把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和生態批評看成了一體。［2］劉文良教授的《范疇與方法：生態批評論》一書中有關生態批評發展綜述的論述在前言的第二部分———“當代生態批評在中國的崛起”，劉教授雖然沒有把生態文藝歸入生態批評，但是文中提到“2000年出版的魯樞元教授的《生態文藝學》、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2002年出版的張皓等人的‘文藝生態探索叢書’、2000年出版的徐恒醇的《生態美學》、2003年出版的曾繁仁的《生態存在論美學論稿》等，都宣示著中國生態批評研究已經‘漸進佳境’。”［3］第三部分“生態批評理論研究的現狀”，提到“國內學術界先后召開了幾次有關生態批評的大型學術會議，魯樞元的《生態文藝學》、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張皓等人的‘文藝生態探索叢書’（《中國文藝生態思想研究》、《老莊生態智慧與詩藝》、《20世紀中國文學生態意識透視》、《小說因素與文藝生態》）等生態批評研究的學術著作陸續推出。”［4］也沒有把生態批評和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分開。然而，中國生態批評起步期為何會與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看似一體”？原因就在于這時候的中國生態批評是“依生”于西方生態批評、中國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而成長的。   二、“競生”和“共生”視角下的中國生態批評———與中國對應學科“耦合并進”   生態批評在中國興起后，馬上引起了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兩個學科專家學者的關注，這種關注有其必然性。首先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生態批評都是在地球生態遭到破壞的情況下而產生的，本是同根而生；另外生態批評與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彼此有著學科互補性，能夠耦合交融。生態批評屬于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應用研究維度，生態批評的發展能夠促進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理論構建，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理論構建又能反之為生態批評提供更好的哲學支點和理論規范。中國的生態批評是從西方引進的，而中國本土又有其知音———生態美學和生態文藝學，所以生態批評傳入中國以后，其發展有兩支主流。一支主流是最初把生態批評從西方引入中國的那一批專家學者，這批學者在研究生態批評以前大都是從事比較文學或外國文學研究，一般英語水平高，能直接閱讀歐美的最新學術成果，及時了解西方的學術潮流。比如王諾教授還曾去哈佛大學做了一年的訪問學者，《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為王諾教授在哈佛大學一年訪問的學術成果。除王諾教授外，這一支流的代表人物還有韋清琦教授、宋麗麗教授、胡志紅教授、劉蓓教授等。另一支主流是在西方生態批評理論傳入中國以前就從事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文學理論等學科研究的專家學者，代表人物有袁鼎生、魯樞元、曾繁仁、曾永成、劉文良等專家學者。   前一支主流我們主要看王諾、韋清琦教授的生態批評研究。王諾教授任教于廈門大學中文系，在研究生態批評以前主要從事外國文學研究，2002年開始發表關于生態批評的文章，主要有：2002年發表《雷切爾•卡森的生態文學成就和生態哲學思想》、《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2005年發表《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態意義》，2006年發表《北美印第安神話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批評三人談》、《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當代西方生態思潮的核心問題》、《“我們絕對不可等待”》、《從生態視角重審西方文學》，2008年發表《論華海的生態詩》、《從寄居意識看“圣經”中的生態尺度》、《“生態批評讀本”述評》、《生態批評的思想文化批判》，2009年發表《生態批評：界定與任務》、《梭羅簡單生活觀的當代意義》、《“生態的”還是“環境的”？———生態文化研究的邏輯起點》，2010年發表《從表現到介入：生態文學創始人卡森的啟示》、《生態批評的美學原則》，從王諾教授2002年到2010年發表有關生態批評的文章特點來看，主要有兩方面轉化：一是其生態批評逐漸把生態美學的審美性批評引進生態學、文化學批評；二是其生態批評不斷擴展批評空間，從起初的對生態文學、自然寫作作品及作家的批評擴大到了對整個西方文學、中國傳統經典的批評。韋清琦教授任教于南京師大外國語學院，也是在2002年開始發表有關生態批評的論文。2002年發表《用生命鑄造的生態經典———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的春天”》、《方興未艾的綠色文藝研究———生態批評》，2003年發表《全球化時代的“非典”及生態學反思》、《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一枝奇葩》、《生態批評：完成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最后合圍》，2004年發表《打開中美生態批評的對話窗———訪勞倫斯•布伊爾》、《走向一種綠色經典：新時期文學的生態學研究》，2005年發表《生態意識的文學表述：葦岸論》，2006年發表《中國視角下的生態女性主義》、《生態批評三人談》，2009年發表《農婦•剪紙•狼———重讀賈平凹的“庫麥榮”》、《生態批評家的職責：與斯科特•斯洛維克關于《走出去思考》的訪談》、《生態批評家的職責———與斯科特•斯洛維克關于“走出去思考”的訪談》，2010年發表《走向一種人文仿生學———論當代中國自然寫作的一些特點》。和王諾教授不同，韋清琦教授較少的將中國的生態美學思想引入生態批評，韋教授對生態批評的研究一是努力將西方生態批評理論引入國內，以促進中西生態批評的融合；二是提倡生態批評對文本的解讀，注重對生態批評的實踐應用維度。#p#分頁標題#e#   另一支主流我們主要看袁鼎生教授、魯樞元教授的生態批評研究。袁鼎生教授是國內生態美學學科領域的大家之一，之前從歷史、邏輯、應用、比較、元學科等五個維度系統構建生態美學學科。袁教授2009年出版著作《生態批評的中國風范》，2010年在《文學評論》上發表《生態批評的規范》。在《生態批評的規范》一文中，袁教授指出了“西方生態批評因強調生態功能的價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審美批評的基礎，忽略了文化批評與審美批評的結合，偏離了文學藝術本體批評的宗旨與規范。”［5］提倡中國風范的生態批評應當吸收中國生態美學的審美性因素，而構建一種文化、藝術、哲學等中和價值更為完備的新批評。魯樞元教授是國內生態文藝學學科的創始人之一，發表過很多生態批評論文。主要有：2002年發表的《生態批評的知識空間》，2004年發表的《精神生態：批評理論與實踐》，2005年發表的《生態批評的視野與尺度》、《現代都市：讓我們失去了什么———關于現代都市生活的生態批評》，2007年發表的《生態批評的視域》，2009年發表的《生態批評中的“自然”含義》。魯教授生態批評的學術思想主要集中于《生態批評的空間》一本書中，對生態批評研究的貢獻主要在“生態批評的空間”這一范疇上。魯教授指出了生態批評的知識空間是以生物學知識系統為背景的知識空間，它不同于之前的神學知識系統和物理學知識系統下的知識空間。古代文論的形態更多的體現為“精彩靈動的話語片段”［6］；現代社會的文學批評讓文學藝術創作服從機械的科學定律，其理論形態多表現為“冷漠堅硬的結構”［7］；當代社會的文學批評應該是一種“既自成系統又充滿活力的批評。”［8］魯教授認為生態批評的對象“不僅僅是環境文學、自然文學和公害文學，表現人類在社會中地球上生存狀態的整個文學系統都可以用生態學的眼光加以透視、研究、批評。”［9］兩支主流在“競生”和“共生”中“耦合并進”。進而為下一步中國生態批評在“整生”中的超循環發展做好了鋪墊和準備。   三、“整生”視角下的中國生態批評———與中國對應學科“超循環”發展   “整生”視角下中國生態批評的超循環發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生態批評的空間、對象的認同上；另一個是對生態批評原則、規范的探討上。   （一）空間、對象認同的超循環   生態批評剛傳入國內的時候，生態批評的批評對象一方面是自然文學、生態文學、環境文學及其作家，另一方面是中外的現當代文學及作家。前一類多以古代自然山水詩人的詩歌、生態文學、環境文學作家的文學作品及其作家為對象，比如何悅玲2001年于《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發表的《共生與和諧：人類家園的古典理想境界———〈花源詩并記〉生態美學解讀》是對古代文學中自然山水詩人的作品的解讀；張志平2001年11月于《名作欣賞》發表的《對一種生態倫理的詩意想象———賈平凹近作〈懷念狼〉解讀》是對生態文學的解讀；老樹2004年10月于《森林與人類》發表的《草原盡頭的狼風景———〈狼圖騰〉與生態文化》是對環境文學的解讀。以自然、生態、環境文學作家為批評對象的文章，例如李玫2005年于《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發表的文章《郭雪波小說中的生態意識》。后一類對中國現當代文學解讀的生態批評，如張艷梅2005年于《臨沂師范學院學報》發表的《中國現代抒情性鄉土小說的生態倫理敘事》；對外國現當代文學解讀的生態批評，比如王育烽2005年11月于《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發表的《從〈老人與海〉看海明威的自然生態意識》。隨著對生態批評認識的加深以及生態批評學科生命力的日益顯現，國內專家學者認識到了生態批評批評對象應該擴展至古今中外整個文學系統，顯示出對生態批評空間、對象認識的超循環。魯樞元教授的專著《生態批評的空間》中認為，生態批評的研究對象“不應僅僅著眼于文學作品的題材，僅限于環境文學、自然寫作、公害文學的狹小范圍內。概而言之，迄今為止的文學所表現的無外乎人類在社會中、在地球上的生存狀態，都是可以運用一種生態學的眼光加以透視、加以研究的。從中國古代的《詩經》，到古代希臘的神話；從曹雪芹的《紅樓夢》，到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從印度的泰戈爾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國當代文壇上的巴金、王蒙、張承志、莫言、王安憶、韓少功、張煒、阿來，無不可以運用生態學的批評尺度加以權衡批判。……甚至不只是文學藝術，還應包括一切‘有形式的話語’。生態批評不僅僅是文學藝術的批評，也可以涉及整個人類文化的批評。”［10］王諾教授在論文《生態批評：界定與任務》也指出“生態批評的研究和評論對象是整個文學，絕不僅僅是生態文學，絕不僅僅是直接描寫自然景觀的作品，更不僅僅是‘自然書寫’。……從根本上說，古往今來絕大多數文學作品都包含了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的思想文化因素，對它們進行生態批評完全具有合理性。……正因為如此，生態批評對文本的解讀和評論不能僅僅局限于當代文學；傳統文學，特別是對人類文明和社會變遷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經典作品，也是生態批評的重要對象。”［11］王諾教授2005年發表的論文《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態意義》以及2008年發表的論文《從寄居意識看“圣經”中的生態尺度》都是生態批評空間、對象擴展研究上的實踐。袁鼎生教授在《生態批評的中國風范》一書中也指出“文學藝術批評的空間與質域，應由文本的審美批評、審美文化批評、藝術哲學批評構成。生態批評，則相應地由文本的生態審美批評、生態審美文化批評、生態藝術哲學批評構成，形成三位一體的質域。”［12］袁鼎生教授從生態學中提煉出生態藝術哲學、生態美學超循環理論和生態學術方法，將更有利于擴展生態批評的空間、對象，審視文本、社會、哲學、藝術中的生態關系。#p#分頁標題#e#   （二）原則、規范探討的超循環   2007年左右，國內生態批評研究的關注點開始轉向中國生態批評的原則與規范，展示了中國生態批評的超循環發展。這方面研究的第一篇論文是劉文良教授2007年2月于《理論探索》上發表的論文《試論生態批評的原則》。文章提出了生態批評的四條原則：一是“以文化批評為本，但不忽視批評的審美性原則”；二是“跨文明，跨學科，多角度全方位審視”；三是“‘深層’透析，尋求人類‘內部自然’的回歸”；四是“‘以人為本’為歸指，‘生態為本’為內核”。［13］2009年4月又在《中國文學研究》上發表《本土精神：生態批評的創新之基》，認為中國生態批評的理論建構和批評實踐，要立足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凝練生態智慧，重視本土文學，拓展批評空間，彰顯自主思維。［14］袁鼎生教授在《生態批評的規范》一文中，指出了“西方生態批評因強調生態功能的價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審美批評的基礎，忽略了文化批評與審美批評的結合，偏離了文學藝術本體批評的宗旨與規范。”［15］提出了“生態和諧標準”、“生態中和標準”和“生態大和標準”生態批評的三重標準，以及“藝術審美生態化”、“生態藝術審美化”和“生態藝術審美化”生態批評的三大規律。2006年王諾教授、韋清琦教授、宋麗麗教授在《三峽大學學報》一致認為中國生態批評需要以一種東西聯合的精神進行研究，中國生態批評既要立足本體，又要突破本土而走向世界。［16］之后王諾在《歐美生態批評》一書中結合西方生態思想和我國古代生態智慧，列舉了生態批評“生態美的自然性”、“生態審美的整體性”和“生態審美的交融性”三條原則。［17］魯樞元教授認為生態時代中國學術將走向一個新格局，中國傳統文化精神開始發揮獨立自主的作用，并成為構建當代世界生態批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18］   基于此，魯教授在《生態批評的空間》一書中列舉了生態批評的九大尺度：（1）“自然萬物之間存在著普遍聯系，大自然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2）“人類……不應為了一己的利益、尤其是為了那些已經顯得很不正常的利益去無度地掠奪、揮霍大自然。”（3）“生態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詩學的、美學的問題。”（4）“不能忽視人的自然醒，人與自然的一體性。……”（5）“決不能把全球化單單看作全球經濟一體化，更不能為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繼續破壞全球生態一體化。……”（6）“……詩意的生存，是一種低消耗的高層次生活，是人類有可能選擇的最優越、最可行的生產方式。”（7）“生態文藝批評憂患中不喪失信念，悲涼中不放棄抗爭，絕路上不停止尋覓，……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文藝批評。……”（8）“生態批評……更是一種姿態、一種情感、一種體貼和良心、一種信仰和憧憬。……”（9）“……生態批評并不排斥包括形式主義批評在內的其它各種類型的文藝批評，因為生態學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多元共存’。……”［19］可見，中國生態批評的當前探討都一致性的強調了生態批評的審美維度、生態整體主義思想，并提倡借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學術資源。這將是對西方生態批評單調的強調生態功能的價值取向以及生態中心主義思想的一種超越，同時也是中國生態批評超循環發展的一種顯現。   四、結語   中國生態批評的發展遵循“超循環”的生發路線主要經過了上述“依生”、“競生”、“共生”和“整生”四個階段。從“依生”、“競生”、“共生”和“整生”四個視角統觀而看，生態批評在中國的發展從起步時與中國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看似一體”，到后來與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耦合并進”，再到目前與中國生態美學、生態文藝學的超循環整生發展，顯示出其健康的生長態勢。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生態批評一定能夠把自己打造成一個體系完備、話語健全、具有中國風范的成熟學科。

摘要:數字檔案信息資源中的信息、數據和知識種類繁多，數量巨大，而且來源也是各不相同，這給檔案的分類與檢索帶來很大的困難。和傳統的分類與檢索方法相比，人工智能技術在各個方面都占據著絕對的優勢，能夠快速對數字檔案信息資源進行準確、有效地分類與檢索，一定要在數字檔案信息資源的管理工作中大力應用這種先進技術。

關鍵詞:人工智能技術;檔案分類管理;應用;展望

國家和社會的機構、組織以及個人在參加社會活動的過程里會直接出現一些具有保存意義的數字記錄，這就是數字檔案信息資源。數字檔案信息資源屬于嶄新的檔案信息資源，也是將來檔案信息資源發展的主要方式。分類與檢索是數字檔案信息資源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組成。數字檔案信息資源分類與檢索的效率直接影響到數字檔案信息資源的利用效率。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各類人工智能技術廣泛應用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數字檔案信息資源分類與檢索中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可以提升管理效率與提高檔案資源的服務水平，對于數字檔案管理工作的優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1人工智能技術概述

人工智能，英文名為ArtificialIntelligence，AI是其英文縮寫。人工智能是一個對信息知識進行綜合處理的系統，這個信息知識處理系統涵蓋了信息知識、數據資源的搜集、鑒定、表現、推斷、釋義和驗證的全部過程。人工智能在人的思維過程研究的基礎上，最大程度地運用機器來對人的智能行為進行表現或者模擬，比如鑒別關系不清楚或者存在矛盾的信息，對經驗進行理解和吸收，對新出現的環境迅速并準確地作出應對，遇到問題時能夠采用推理的方法作出正確的判斷，對復雜的局面運用知識進行控制等等。人工智能的發展始終是與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緊緊相連的。除了計算機技術，人工智能還與醫學、哲學、自動化、生物學、仿生學、信息論、語言學、控制論等多門學科密切相關。人工智能的最大優勢在于能夠很好地對信息、知識和數據進行處理。在很多的領域，人工智能技術都已經有了普遍的應用，例如:信息搜索、信息精細化、各類專家系統、自然語言的生成和理解、邏輯推理和論證問題等等。

2人工智能技術在數字檔案信息資源分類與檢索中應用的必要性

當前社會的發展已經步入了網絡化時代，國家也在大力推行“互聯網+”行動計劃，在數字檔案信息資源的分類與檢索工作中引入人工智能技術是十分有必要的，這既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檔案管理自身發展的需要。

作者：李恩中 曹河聽 龍勉 馮雪蓮 單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醫學科學部 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生命科學部

基礎研究是國家科技發展的原動力，學科的交融與滲透已經成為當今科學發展的重要趨勢，促進交叉學科的健康成長是目前科學界普遍關心的問題之一。分析近百年來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300多項成果中，近一半的項目是多學科合作的研究成果，對170多位生理學或醫學諾貝爾獎獲得者及他們的原創性成果的統計研究發現，具有跨學科知識背景的科學家有76人，占總數的44.2%，有48項原創性成果涉及其他學科體系，占總獲獎次數的53%。最典型的事例是DNA分子雙螺旋結構的發現，涉及到4位作者，其中2位是物理學家，l位是化學家，1位是生物學家，充分體現了物理學、化學、生物學交叉融合的成果。美國加州大學錢永健(RogerY.Tsien)教授，具有化學、物理學、生理學以及生物化學的學術背景，他在綠色熒光蛋白以及多色熒光蛋白方面的出色工作使得他獲得了2008年度諾貝爾化學獎，這方面工作若沒有多學科交叉的背景是很難完成的。由于不同的學科領域有著不同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和理論觀念，通過學科交叉和滲透，采用多學科的研究工具、方法和推理模式進行研究，常常能夠實現全新的發展，這在科學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在生命與醫學科學領域亦是如此。

做好學科交叉，首先必須要認識學科交叉研究的特點。所謂交叉研究是指以研究團隊為基礎開展的科研活動，它要求團隊成員有各自不同的知識背景，掌握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且以團隊為整體對復雜的科學問題發起挑戰。團隊成員通過彼此交流，拓展原有的知識結構，加深對問題的理解。在研究中每個人都要負責涉及自己學科領域的問題，每個人對最終的研究成果都負有責任。實際上，交叉學科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很多現在的學科也是由過去的交叉學科發展而來的，如生命科學與材料科學的交叉，產生了生物材料學;生命、醫學科學與信息科學交叉，產生了生物醫學電子學以及生物醫學信息學等。交叉學科的形成首先是來源于對一些復雜的科學問題進行系統、深人研究的需求。如生命與醫學科學相關的交叉學科，其發展的原動力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第一是生命與醫學科學本身的需要，如生命體海量數據的產生迫切需要定量化分析方法、手段;第二是基礎和應用科學的拓展，對生命現象和生物學過程新的認識以及對人類健康的追求等等。本文力圖通過分析生命與醫學科學領域交叉學科研究發展現狀和開展交叉研究存在的困難和障礙，探討促進交叉研究的方法和途徑，希望對進一步推動生命與醫學科學研究的發展方面有促進作用。

1生命與醫學科學領域的交叉研究發展現狀

其他學科與生命、醫學科學的交叉，為相關的基礎和應用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其中，基礎科學與生命科學的交叉目前正在經歷從Bi。一X到X一Bi。的轉變。前者(如生物物理學、生物力學、生物數學、生物信息學等)注重將不同層次的生物學對象作為一種特殊介質，研究其物理學、力學、數學和信息學規律(其重心是X)。后者(如物理生物學、力學生物學、數學生物學、信息生物學等)則強調將物理學、力學、數學和信息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認識特定生命現象和生物學過程的定量規律(其重心是Bio)。應用科學與生命及醫學科學的交叉集中反映在生物醫學工程(BiomediealEngineering，BME)這一交叉學科。其中基于電子電氣工程的(EE一Based)BME涉及生物醫學電子學、生物醫學圖像、生物醫學光子學、醫學影像學以及放射醫學等;基于化學工程的(ChE一Based)BME涉及生物材料與組織工程學以及納米生物學與納米醫學;基于機械工程的(ME-Based)BME涉及生物力學與生物流變學，人工器官以及仿生學等等。

當前生命及醫學科學領域相關的交叉學科的發展正在呈現以下新的特點:(l)來自于基礎和應用科學領域的交叉學科研究者在所感興趣的特定生物學問題上的知識積累逐步深人，與生命與醫學科學家之間的學術語言障礙正在逐步縮小。(2)一批受過良好交叉科學訓練的獨立研究者和青年人才正在健康成長，能逐步從不同于生命或醫學科學家的視角提出重要的科學問題，并具有在本領域重要刊物和生命與醫學科學主流刊物上連續的能力。(3)回答和解決科學問題的方式豐富多彩，從理論模型、數值計算到實驗驗證，從個體、系統、組織到細胞、分子、基因，從定性到半定量和定量，從基礎理論、技術平臺到大型裝備，極大地豐富了生命與醫學科學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并孕育著新的突破。但是，目前開展交叉學科的研究仍然面臨著許多障礙和需要解決的問題。

2學科交叉研究中的障礙和存在的問題